第七十章 新街寻路(1/2)

首发：~第七十章 新街寻路

出入证到底办妥了。四张硬纸卡片，贴着呆板的一寸照，盖着巡捕房的蓝印，像四张单薄的护身符。陈大栓把它们仔细收在贴身的衣袋里，心里那根绷着的弦，总算松了一丝丝。有了这个，至少在租界范围内行走，不必时时提防盘查了。

陈醒拿着属于自己的那张，看了又看。照片上的自己，眼神有些直，嘴角勉强抿着，更像那个十岁的陈二丫，而非心里装着二十五岁灵魂的陈醒。她把证件小心地夹在剪贴簿里，像收藏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既然暂时不用为“黑户”担心，心思便活络起来。卖烟？在租界，一个十岁女孩孤身卖烟，似乎不再是最佳选择。

这里的巡捕更严，街面更“体面”，流动性大的小贩反而不如固定摊位或走街串巷的卖花女、卖报童来得常见。

况且，刚刚落脚，两眼一抹黑，贸然行事容易踩坑。

“先莫急，”李秀珍一边缝补着父亲磨破的袖口，一边说，“阿拉对这里还陌生得很。醒子，你这几天有空，就在附近走走看看，认认路，也看看别人家是咋过日子的。”

这话正合陈醒心意。她需要一双眼睛，重新丈量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尤其是这片被称为“法租界”的奇异区域。

于是，接连几日，只要天气尚可，陈醒便揣着几个铜元，在辣斐德路、霞飞路、亚尔培路一带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
她不叫卖，也不购物，只是看，只是听，只是嗅。

街道是迥异的。

路面比南市平整宽阔得多，铺着柏油或小块花岗岩。人行道也讲究，铺着红褐色的地砖，干干净净。

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只剩下光秃秃、遒劲的枝桠，像一幅疏朗有力的炭笔画，切割着冬日的天空。

枝桠间，交错着电车线的黑色脉络，不时有墨绿色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，车身摇晃，车窗里挤满模糊的面孔。

建筑更是不同。不再是一片灰扑扑的瓦顶和斑驳的砖墙。这里有西式的公寓楼，三四层高，带着铸铁的弧形阳台，有的阳台上还摆着几盆耐寒的绿色植物；有独立的花园洋房，围着高高的院墙，露出尖尖的屋顶和烟囱；也有连排的石库门房子，比南市的规整气派，黑漆大门，黄铜门环，门楣上常有石刻的匾额，题着“厚德载福”、“安居乐业”之类的吉祥话。玻璃橱窗随处可见，擦得透亮，里面陈列着华丽的时装、锃亮的皮鞋、精致的工艺品、诱人的西点，或者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架。

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。不再是南市那种浓烈的、混杂着煤烟、菜场腥气、马桶和劣质油脂的市井气味。

这里的空气，基底是清冷的，然后会突然撞上一股浓郁的咖啡香，或者甜腻的奶油蛋糕味，或是淡雅的香水味。

偶尔，也有食物香气，但更“洋派”：烘培面包的麦香，煎牛排的肉香，洋葱汤的浓郁……当然，弄堂深处，依然有熟悉的炒菜油烟和煤球炉的味道，但被更“高级”的气味冲淡、隔开了。

人文的差异更明显，行人步履似乎从容些，衣着体面者居多。男人们多是西装、长衫、呢子大衣，手里可能拿着公文包或文明棍。

女人们则花样更多：烫着卷发、穿着修身旗袍和大衣的摩登女郎；围着披肩、穿着洋装裙的少妇；也有穿着朴素但干净布衣、挽着菜篮的主妇。外国人随处可见：穿着大衣、戴着礼帽的洋行职员；牵着狗散步的侨民夫妇；穿着神父黑袍的修士；还有肤色黝黑、头缠布巾的印度巡捕。

电车到站，铃声清脆。人们上下车，秩序井然，很少见到南市公交车上那种拼力挤撞的场面。

报童在路口挥着报纸，用清脆的童音喊着：“《申报》！《新闻报》！要看东洋人最新动静伐？”

偶尔有卖白兰花、栀子花的阿婆，臂弯挎着盖着湿布的竹篮，轻声细语：“阿要白兰花？香是香来……”对象多是挽着男伴的女士或坐在咖啡馆露天座的情侣。

陈醒注意到，花，在这里似乎比香烟更有市场。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情调、有点闲钱的人。一位穿着考究的绅士，会停下脚步，买一小束用玻璃纸包好的康乃馨；一对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年轻恋人，男孩会红着脸向卖花女买一支红玫瑰；甚至一些家庭主妇，也会买几支便宜的满天星或雏菊，插在客厅的花瓶里。

法租界，的确比华界更“注重生活”，或者说，更注重营造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、浪漫化或小资化的生活表象。这里的人，似乎更愿意为“情调”和“体面”付费。

心中渐渐有了盘算。

转眼到了1月15日，晚上。吃过简单的晚饭，米饭、萝卜汤、一小碟咸菜炒毛豆，一家四口围坐在最大房间的地铺上。小弟已经睡着了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电灯散发着稳定的黄光，比煤油灯亮堂多了，也贵多了。

“来，盘盘账。”李秀珍拿出那个记账的小本子——还是南市带来的旧账本，翻开新的一页。铅笔头在粗糙的纸面上划着。

“搬家前，统共有二百五十五块银元出头。”她念道，“付房租押金四十块，退租得六块，搬家杂用、谢礼、办证照相……林林总总，用脱二十三块左右。”她抬头看了看陈大栓，陈大栓点头确认。

“那还剩……一百九十八块。”陈醒心算快，脱口而出。

“对，一百九十八块。”李秀珍用笔写下这个数字，重重画了个圈。“这是家里的老底子了。”

“收入呢？”陈大栓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