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劳德：他深入了我的心(1/3)

首发：~特劳德：他深入了我的心

德国著名作家君特·格拉斯有一次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，是2013年签署全球作家公开信，就斯诺登事件要求各政府减少对公民的监控。

在他2006年出版的自传《剥洋葱》中，他讲述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。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。

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他的《铁皮鼓》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。他也是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，凡德国的公共议题，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，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“德国的良心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79岁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，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。

在此之前，1998年，格拉斯曾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放弃修建“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”，理由是“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，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，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”。这些事件，现在都和他的“历史问题”挂钩。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，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。因新书《剥洋葱》已在2006年的8月出版，更有人攻击他在为新书做广告。

而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，也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另一位与纳粹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记忆。这个人就是特劳德·琼格(TraudlJunge)，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。

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

希特勒一开始就深入了我的内心

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，比格拉斯大几岁。1942年，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，为其做口述打字，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。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，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。

在担任希特勒秘书期间，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。新婚不久，汉斯应征上前线，14个月后，在法国的一次袭击中身亡。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，特劳德独自住在慕尼黑一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。2001年4月，81岁的她接受了傅劳·琼格的采访，这次采访之后被制成影片《盲点》(BlindSpot:Hitler’sSecretary)。

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采访，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。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，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。老人在开口之前，显得欲言又止，突然，像是终于下了决心。

“这一切，”她开口说，“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，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。”

“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回忆和思索。

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：“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?”

老人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拿起一支烟，举到半空，却又茫然地放下。她垂下眼睛，不看镜头，开始回答。“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。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。他使得他们相信，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，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。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。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。”

她承认，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。”

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。她生长在单亲家庭，“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。当然，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。”

可是，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，“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，他们会说‘我父亲怎么说’或者是‘我父亲认为’。我总是想，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

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，不关心政治。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，对她来说，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“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。他(外公)不关心政治，从不谈这些话题。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：服从，牺牲，压抑自己。这都被看作是美德。”

能养活自己之后，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。“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。1941年，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，我考得很好，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。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。在1941年，只有在雇主同意后，你才可能离开工作。我是那么失望，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，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。”

就在特劳德绝望时，她妹妹出了个主意，“让我问问阿尔伯特·保曼，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。”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，很有权势。特劳德说，“好啊。”当然，她“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”。

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。她接到通知，她的新工作，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。

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

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，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。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，很自责，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，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。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。”

她不断盘问自己，“你看，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，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。”当时，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。后来，“我读了ViktorKlemperer的书，当然，是在很久之后，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。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、1934年的最初阶段，就已经开始发生了。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。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。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。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。事实是，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，对于一切，我只是说‘是’而一点没有思考。”

她生怕自己这样说，是在为自己辩解，于是进一步自责说，“我这么说，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。当我去柏林的时候，我也许可以说‘不’，可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只是很好奇。”